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SCI论文已从八十年代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如今的燎原之势，提升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加强了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SCI论文发表数量、引用频次、影响因子等核心指标也广泛地植根于各类学术评价中，以致形成了“SCI”论文崇拜。为了扭转这种势头，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其目的就是破除“SCI至上”，使学术评价回归正确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科学活动的本质和目标是发现未知世界的规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知识体系，其评价标准是真理性。而技术开发的本质和目标是发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其评价标准是效用性。论文和学术期刊是两类活动的重要成果形式和载体，用SCI论文发表数量、引用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术评价的核心指标，实质上是偏离了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本质追求，异化了学术初心。

首先，“SCI至上”导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三类不同科学活动的评价同一化、同质化。我国已经形成了无论从事哪类科技活动，学术评价中必有“SCI”论文指标的风气，否则就“不够学术”。这就使得许多科技资源的配置不是以解决科学问题为导向，而是变成了以发表SCI论文为导向。

其次，“引用频次”在学术评价中的简单使用，往往容易淹没或模糊真正的学术贡献，同时也容易引发对引用频次的功利性追求。学术研究中的“引用”行为应该是自然发生的，通常被引文献在论文中会出现在前言、综述、文中、结尾等不同位置，引用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内容会被赞赏和肯定，有的会被质疑甚至批判，有的只是被提及。“引用频次”在学术评价中被简单使用，往往是造成许多研究者学术价值迷失的真正原因。

第三，“影响因子”是期刊的评价指标，用来衡量论文质量和价值就相当于“雾里看花”。期刊只是论文的载体，期刊的影响因子仅能说明论文发表在一个什么样的学术载体上，只能辅助说明其潜在影响力，如果用来证明论文的质量或价值，就是对“影响因子”的滥用。更何况“影响因子”学科差异性很大，用“影响因子”来评价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者作为区分学科发展优劣的重要维度是对定量科研评价的扭曲。SCI创始人和影响因子的提出者加菲尔德教授曾经在多个场合不断提及，其创建的初衷是促进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不赞成用来做学术评价。2009年，他受邀参加我校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就明确表达了上述观点。

本次印发《意见》的目的不是不要SCI论文，而是表达了学术评价改革的立场，要破除“SCI至上”，正本清源，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回归学术初心，共同营造优良的学术生态。那么，后续该如何改进呢？

一是要用好以“Web of Science”为代表的国际知名学术数据库，让这些学术大数据为我国科技发展赋能助力。

SCI及相关数据库承载了人类众多具有代表性和优质的知识成果信息，具有很高的科技情报价值和科学技术认知价值。与其他数据库相比，其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是有引文信息。而追溯引文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引用极性，从而建立论文评价的微观机制，避免过去的用简单被引频次做评价的弊端，为人才选拔、人才学术评价开辟新的考量途径。另外，2016-2018年，在我负责的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制造工程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展、竞争态势及我国的对策”的研究过程中，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团队就是以283万篇ESI期刊数据、722万篇EI数据和350篇专利数据为载体，运用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以及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国际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四个领域的研究前沿竞争领域与热点、重要代表性人物与机构等进行了定量研究。与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相比，依托学术文献的研究有助于知晓国际同行的科研动态，能够更客观地再现科学概念的起源及演化路径，有利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引文分析能够揭示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联系及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重要学术领域和关键核心知识，特别是期刊文献与专利文献的互引，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机制，为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定量依据。

二是立足需求、回归初心，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践行者。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应有二层含义：一层是要求科研工作应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应该尽量从应用研究引发的基础科学问题着手，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高度来开展科研工作；第二层是处理好研究选题与成果发表的关系，对与我国发展需求密切的论文要首先考虑在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容易看到、能够看懂的杂志发表。论文发表不应将一流成果在第一时间投给国际期刊英文发表，而将二流或不入流的成果投向国内期刊发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论文，如果同时将其核心内容以合理的方式用中文发布，让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看到，也许会极大地促进相关研究的进程，减缓疫情蔓延的程度。

三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评价方法、指标和工具体系。

“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是《意见》确立的改革方向。需要我们从如下三方面考虑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评价方法、指标和工具体系：

第一，要按照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从知识、时间和价值三个维度构建学术评价体系。从知识维度看，评价体系应体现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等不同类型科研活动及不同层次科技知识的差异性，体现不同学科领域知识成果的差异性；从时间维度看，评价体系应体现知识的生产、传播、转化运用等不同过程中，随着时间变化其作用及影响的差异性；从价值维度看，应根据评价的目的不同，从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市场价值等不同价值角度，构建学术论文评价体系。

第二，促进学术期刊评价与学术论文评价协同转向，构建既有利于中国学术繁荣，又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打破一味效仿SCI期刊评价体系的局面，合理吸收国际期刊办刊的先进做法，构建一套符合中国价值取向的期刊评价方法、指标及工具。应加强顶层规划、合理布局，办好中文、英文两种语言的学术期刊，吸引国际优秀学术成果在我国主办的中英文期刊上发表，不仅让更多的中国人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知晓最新的学术进展，而且让“中文期刊”和“中国声音”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据重要一席之地。

第三，积极应对已经到来的学术评价范式的转变。我们正处全球科研模式从传统封闭或半开放的研究和交流范式向数据驱动的更开放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转变的时代，开放获取这一新的传播交流模式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响应和推崇，以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科研社区已经崭露头角，科研评价民主化或许成为未来论文评价的重要方式。对此，我们应该尽早研究、及时布局并加以实现，这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科研成果居于国际前列，而且能帮助我们在科研成果交流、传播的平台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 郭东明）